Filtrar por gênero

元瓅少年遊

元瓅少年遊

元瓅書坊

這是屬於年輕人的Podcast,元瓅少年遊 -- Hosting provided by SoundOn

186 - 【元瓅少年遊】古今書房 EP40__王安石、委任|元瓅書坊
0:00 / 0:00
1x
  • 186 - 【元瓅少年遊】古今書房 EP40__王安石、委任|元瓅書坊

    王安石 委任  人主以委任為難,人臣以塞責為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偽信其忠則不疑其偽。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他事雖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他人雖偽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複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余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眾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己之心而置於其心,則他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 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猶逞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師丹之賢,而脅于外戚豎宦之寵,牽於帷嬙近習之制,是以王道浸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也。中興之後,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為任職,所以威名不減于高祖。至於為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脅于外戚、豎宦、帷嬙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台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台閣之臣,位卑事冗,無所統一,而奪於眾多之口,此其為脅于外戚、豎宦、帷嬙近習者愈矣。至於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燮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沖、質之後,桓、靈之間,因循以為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於閹寺之手,其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 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其忠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鳥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且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間,于秦獨以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顧人君待之之意何如耳。 -- Hosting provided by SoundOn

    Tue, 25 Jul 2023
  • 185 - 【元瓅少年遊】古今書房 EP39__〈嚴先生祠堂記〉、相尚以道、范仲淹|元瓅書坊

    宋仁宗景祐元年(西元1034年)正月,這一年范仲淹出守睦州(也就是現在的浙江建德梅城),四十六歲。是年四月既望日,抵達桐廬郡。桐廬縣南富春山,是東漢著名隱士嚴光游釣隱居之處。睦州人傑地靈,既有新安江這樣的奇美山水,又有嚴子陵這樣的高義之士,身為知州的范仲淹由嚴子陵進而聯想到自己,由漢光武而聯想到當世之時弊,於是當他「來守是邦」,即著手「構堂而奠」,巧構出篇章寫下了千古名篇〈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思其人,詠其風,表達他對於嚴先生的仰慕之情,以及對於盛世的嚮往之心。 這位嚴子陵是誰呢?(西元前37年)出生,本名光,又名遵,字子陵,西漢末餘姚人。少年時代就到外地投師,刻苦好學,博學多才,性格耿直。在學時與南陽人劉秀是同學,兩人白天探討奧旨,夜來抵足而眠,結下深厚友誼。當時因西漢腐敗,王莽篡位,赤眉、綠林紛紛起義,嚴子陵見天下大亂,便回到餘姚,隱居不出。爾後劉秀統一天下,做了皇帝,就是東漢開國國君光武帝。光武帝知嚴子陵賢能,便派人四處尋訪。有人見他反穿裘皮襖在澤中釣魚,光武帝急忙派使者,備了華麗的車馬,請他入朝為官,但接連三次都被斷然回絕。光武帝沒法子,便親自到他的住處去請益,豈料他竟躺在床上假寐不起,光武帝來到他的身邊,撫著他的肚腹說:「你這個怪人,難道不肯助我治理天下嗎?」他翻身坐起,答道:「從前堯帝那樣有德有能,也還有巢父那樣的隱士不願出去做官,讀書人有自己的志趣,你何必一定要逼我進入仕途呢?」光武帝聽了直搖頭,說:「子陵,我終究不能說服你嗎?」 然而,光武帝並沒有死心,仍然將他請到洛陽。他雖被安置住在富麗堂皇的大宅深院中,卻不肯與朝廷顯貴往來,光武帝去拜見他,他也不行君臣之禮。光武帝對他沒有辦法,說他是「狂奴故態」。 一日光武帝把他請進宮中,促膝談心,向他請教治國之道。嚴子陵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光武帝聽他論古涉今,說理精辟,喜得眉飛色舞。兩人一直談到深夜,光武帝便留他同床睡覺。嚴子陵也不推辭,躺在床上,叉開雙腿,沉沉入睡。睡到半夜,竟把一條腿擱皇帝身上,光武帝為了不驚動他,竟一夜沒有睡好。 次日清晨,嚴子陵還在夢鄉,光武帝就起了床。只見欽天監驚慌失措的闖進宮門,奏道:「臣昨夜仰觀天象,發現有客星沖犯帝座,恐怕於萬歲不利,特進宮面稟」。光武帝沉思片刻,忽而恍然大悟,哈哈大笑道:「那裡是什麼客星沖犯帝座,是朕與好友子陵同床而眠,他的一條腿擱到了朕的身上了。」 從此嚴子陵這個「客星」的雅號就名揚四海。家鄉的陳山也被稱為「客星山」,客星山北有大河,又被稱為東江,橫河江上有一座石橋,命名為「客星橋」。如今還保留在餘姚四碑亭的嚴子陵碑文中,亦有「依然城廓客星高」之句。 光武帝十分欽佩嚴子陵的人品才學,要他擔任諫議大夫,但他依舊不肯接受。後來乾脆不辭而別,回到家鄉餘姚隱居,於西元前43年過世。 范仲淹在1034年貶謫至桐廬郡,正是嚴子陵隱居處,因此這篇緬懷嚴子陵高風亮節的短文,文中深刻蘊含著作者范仲淹對時世的感喟與悵惘,以及對當世君主的幽憤和企盼,難言之苦衷,耿介之情懷溢於言表。全篇以嚴子陵為名,文中卻不單言先生一人,而以光武與之相對應來寫;不只是一味地「發思古之幽情」,而是注意在遣詞為文中,處處體現嚴子陵的高潔之風。文章一開始交待出「先生,光武之故人也」。僅八個字,便把兩個人物及他們間的關係簡單明確地告訴讀者。「相尚以道」僅僅四字,開宗明義,點明主題,並以此統領全篇,可謂惜墨如金之至。 「道」作為士大夫階層的品格操守以及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長期為人們所稱道和推崇。下面作者以鮮明的節奏,緊扣「相尚以道」的主題,分三層逐次展開論述。作者把嚴子陵與光武帝兩兩對照、相互映襯,在突出嚴子陵的同時,使「相尚以道」的主題得以深化。 「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兩句問話,道出嚴子陵、光武天下無人可比的兩種性格:光武是君臨天下,統治萬民的一國之尊,嚴子陵則是放浪不羈,藐視權貴的一介寒儒。 兩個反問句,勾勒出了光武帝與嚴子陵兩個性格、地位迥異的人物形象。《後漢書‧光武記》中記載,建武元年「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強華自關中奉《赤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囚夷雲集龍鬥野,囚七之際火為主。』」光武得符,後果登帝位。其「乘六龍」,「臣妾億兆」是何等烜赫。相傳地上的要人在天上都有與之相應的星宿。據說,嚴子陵與光武共臥,子陵將腳放在光武腹上。次日,太史奏有客星犯帝座甚急,以為不祥,光武卻笑著說:「我不過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而已。」以後嚴子陵歸隱江湖,「泥塗軒冕」,這又是何等清高。「相尚以道」正是對他們二人關係的高度概括。 前五句連用了兩個「天下孰加焉」發問,極言光武「握《赤符》,乘六龍」,君臨天下的威儀,後者則盡寫嚴子陵「動星象,歸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風姿。遙想當初,漢光武踐帝位之時,念及舊日與嚴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入朝任諫議大夫,而嚴子陵卻始終不為所動,守冰雪之節操,還耕釣於富春江畔。他能夠在至尊延請之時置若罔聞,處之泰然,絕非一般俗人、假隱士所能比擬。古來隱士頗多,然而志趣迥異,其中不少人是做著將來一旦為官的美夢才去隱居的,那是以退為進的干祿之徒所為,誠如孔稚珪〈北山移文〉中所言: 一俟「鳴騶入谷,鶴書赴隴」,這些人就會撕下隱士的面紗,現出一副「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的醜態,招致山林笑駡,「列壑爭譏」。嚴光之隱,則純乎為保持自己清高安貧的氣節,故而得到世人景仰,這也正是為什麼范仲淹稱他「以節高之」的原因了。極言光武,意在盛讚嚴光,金聖歎在讀完這篇文章後:「說得光武大,愈顯先生高」,是范仲淹作文的妙處所在。 范仲淹並沒有僅僅停留對嚴先生的讚頌,這也並不是他寫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著仁者能夠欣逢盛世,明主能夠體恤良臣,非如此則不能「大有功於名教」。然而子陵之於光武能「以節高之」,表現了自己不事權貴的高尚操守;光武之於嚴子陵,亦可「以禮下之」,表現了一個開國之君禮賢下士的博大胸懷。文中以光武映襯嚴光,並非有貶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時也是想借嚴光之隱反襯出當時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悵。他想見當年嚴光與光武「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後漢書·逸民傳》),而光武竟不以為意。嚴光的威武不屈、富貴不淫,固然可欽可敬,光武的寬容大度又何嘗不令人追慕景仰呢?聯繫自己頗不平坦的艱辛仕途,幾番直言進諫,觸犯龍顏,忤逆權貴,徒然招來黨爭之禍;世逢內憂外患,自己報國無門,怎不追思光武帝這樣的一代聖明君主啊!這是他們「相尚以道」的具體體現。文章至此為本段的第一層。 下面作者以《易》上的爻辭,為二人的交往找到理論依據,對他們各自的品格給予了高度評價。由於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術。他把《易》卦引入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貼切,不致使人產生艱澀難懂的感覺,足見其易學功力之深。以《蠱》卦比嚴光,贊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風;以《屯》卦比光武,頌其「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之德,力圖說明: 雖則嚴光至為聖賢,但如若遭逢亂世,則唯有微子之逃、比干之戮的下場,即使一心要去歸隱,恐怕也難遂其願了。所以要緊的還在於光武帝「以貴下賤」的得民之舉,故而范仲淹慨然作歎道:「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嚴子陵能在「眾方有為」之際,在眾人奔走鑽營的情況下,「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光武帝則能以「陽德方亨」的得意時刻,不逞驕奢、虛懷若谷,「以貴下賤,大得民也」。這對一個政權的最高統治者來說,實為難能可貴。此為第二層。 很顯然,作者是以一種複雜微妙的心態來寫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滿懷激情,讚揚嚴光,全篇以光武與嚴光對舉相始終,「兩兩相形,竟作一篇對偶文字,至末乃歸到先生」,一氣貫通,有發揮,有詠歎。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無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進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張,認為賢人的出現與明君在位不無關係。可見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頌揚先生之風,而更在於期待有聖明之世的出現,使得「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 在對事實和理論加以闡釋之後,作者直接發表議論「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兩兩對照,猶如工整勻稱的對仗句式,音韻鏗鏘,使二人「相尚以道」的關係在優美的文字之間得以昇華。至此為本段的第三層。 文章以歌頌嚴子陵人品的歌辭作結:「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作者將讀者的視線,從祠堂引向無限廣大的天地之間。嚴先生的高風亮節,飄於蒼莽雲山之間,蕩乎浩浩江水之上,世代相傳,與高山流水長在。開闊的意境,深遠的旨趣,雋智的文字,使讀者在懷念先生之風的同時,產生無盡的聯想。全文從介紹嚴子陵的身份起筆,以讚頌子陵的高風亮節收束,整個文章前後遙相呼應,一氣呵成,氣勢不凡,別有一番神韻。 作品行文質樸,不事雕琢,猶如嚴先生拙樸的人品;文字明白曉暢,但並非枯燥無味,這又如嚴先生含蓄深沉的性格。外部形式與所表達的內容達到了和諧完美的統一。 范仲淹為文雅潔,語言流暢,結構謹嚴,後人評他的文章「字少意多,義簡理詳」(宋謝枋得《文章軌範》卷六)。本篇筆力雄健,結構精嚴,被人盛讚為「直追秦漢」之作。其中結句「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更是膾炙人口的名句,足以概括出嚴先生的高風亮節。相傳范仲淹初作此文之時,「先生之風」本作「先生之德」,後李泰伯給予建議以「風」代「德」,他聽罷欣然改之。這篇《嚴先生祠堂記》通過對嚴子陵、漢光武帝之間「相尚以道」的交誼的讚頌,表現了他對明君賢臣的清平政治的渴望,同時透出政治上失意之人的淡淡惆悵。 以上就是本期的節目,喜愛我們元瓅少年遊的朋友們,請多多訂閱我們的podcast,也幫我們按讚分享,如果願意對書坊進行小額贊助的朋友們,請掃一下我們粉絲頁的QRcode,感謝大家的支持與幫助,我們下一期再見。 -- Hosting provided by SoundOn

    Mon, 05 Jun 2023
  • 184 - 【元瓅少年遊】古今書房 EP38__〈取材〉、務為有補於世、王安石|元瓅書坊

    各位喜愛古今書房的朋友們大家好,宋代科舉考試錄取名額,大大超過了唐代。唐代取士每次不過七十人左右。從宋太宗開始,大量取士,參加省試的舉人每次高達兩到三萬人次,每次平均錄取230人。從宋真宗到宋徽宗,則平均錄取進士456人。來到宋徽宗時甚至多達680人。並且選拔登第者為士農工商的士民子弟們,反而是那些世家大族逐漸受到邊緣化。蘇轍說:「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課程,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德其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為士者也。」大量中、下層知識份子進入政治舞臺,使他們把自己的命運與前途與宋代的國家政治命運和前途緊密結合起來。也因此,北宋人才選拔特點特點,促成了宋代文化精神的演變。 宋初以來的科舉制度,「專以詞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而有才識之士,往往不能進取。范仲淹為選取治世之才,曾提出改革辦法。然而「慶曆新政」在反對派的攻擊下,就像曇花一現那樣,隨即消逝。但這種科舉考試敗壞人才的弊病卻日益蔓延。 隨著歲月的推移,王安石登上了政治舞臺。他有鑑於此,寫下了一系列文章進行論述,如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也就是我們通稱的《萬言書》)中提出,陶冶天下人才以變更法度的主張,認為當時學校所教,「講說章句而已」。從事於這些「無補之學」,不能成人之才。因此他力圖改變「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的現狀。這些論政議事的文章,既為後來推行新法製造輿論,又表現出他強調作文「務為有補於世」(《上人書》)的社會現實功能。 對於宋代整體知識份子而言,他們珍惜的價值觀共同集中在國家事務,以及社會福利上,他們認為知識份子通過科舉考試成為官員,必須關懷的是國家政策,菁英的表現,並且謀取社會福利與興學教育,他們對於政治的關懷遠遠超過其他世代。 尤以王安石對於人才選拔之事更進一步苦口婆心的勸諫君上,書寫〈上時政疏〉時說到:「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眾建賢才,不足以保守。…… 賢才不用,法度不脩,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當不終於大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財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當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為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 王安石直言極諫,提出「大明法度」、「眾建賢才」的方策,再度重申修法與求才的重要,期許仁宗有所作為,勵精圖治。正是值此百姓困乏,世風澆薄,法度不合時宜之際,益發彰顯人才對於國家盛衰沉浮的影響,「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是故王安石以為當務之急莫過於發掘、探求人才。 〈取材〉一篇的內容來看,它的現實意義不僅在於闡明取人之道,而且與改革科舉和學校制度都有密切的聯繫。首先指出選拔賢能,必須名實相稱,「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為得矣。」王安石深知使用人才的重要,在〈材論〉中曾有相當精闢的論述:「夫材之用,國之棟樑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本文的立意則著重於對人才的審慎選拔,「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核其名實」,然後才能任用得當,達到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的境地。這樣的立論王安石有獨特的領悟,也就是說,他所希求的賢才是直接為變更法度效勞的。 其次是論述人才取捨,立足於治國濟世。王安石引用文中子的話說:「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頌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箋奏家法之義。」清楚闡明他認為選拔人才的理念即「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王安石以政治改革家的眼光審視人才問題,其耳目心力,一路滲透到造就人才的學校和科舉考試方面。當時的現狀,正如他在《萬言書》中所指出:「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在這篇文章裡,作者因事析理,反復剖白,從現實存在的問題,談到科舉制度的改革,而在佈局結構上,精心安排,有條不紊。自第二段起,分三層下筆論說。第一層是從正面闡發,作為文吏應具備必要的才能,掌握施政的要領:「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作為儒生,除訓習句讀外,必須熟習典禮、明瞭制度等。這樣施之職事,才能為國家所用。 第二層指出當今考試的弊端,策問進士,「但以章句聲病」;策問經學,「徒以記問為能,不責大義」。這樣取士只會使那些愚頑不敏者得以進取,而才能出眾者視為多餘,其嚴重後果,必然導致世俗「相為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這裡充分表露了作者對當時浮豔空洞文風的輕蔑與不滿。 王安石覺得宋代的讀書人最大的毛病在於渴望成名,又缺少功利主義取向和實踐能力。在〈取材〉一文中提出針砭:「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為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為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王安石認為國家需要的官員,除了長於闡釋經典,善於將經典運用到政府的積極作用中,擅長商討政策、有突出的行政能力和富於法律知識。政府的多元功能所需要正是這些文官具有的素質。 他認為當時匱乏人才是培養造就人才的方法錯誤所致,固然求取人才雖然可一解朝政缺才的燃眉之急,但僅是一時的權宜之計,終究是揚湯止沸,治標不治本;而建立良好的人才教養制度,將其體系完整確立並加以落實,方是釜底抽薪的長久之策。 他認為培養人才絕對不能成為科舉應試的附庸,王安石對取材的方法上有所批判:「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認為這是本末倒置的錯誤觀念。 反而應該摒除章句聲病的講究,進而加強「習典禮,明制度。」他以為教育目的既爲培育天下國家所用之人才,苟非如此則失教育意義。〈言事書〉曰: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鄉於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敎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至若「取才」之標準,這也就是王安石以爲,不是專就文辭句讀的教導,而是通古今、習禮法,得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 至於王安石認為「才」的標準為何呢?就是「經世務」,取材根本上應該注重的是政經、社會實際需求。因此第三層是面對現狀闡明自己的見解,他認為策問進士要瞭解他們對於治國大計、政教得失以及安邊之策等方面,所掌握的實際知識,而「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問經學也「不徒以記問傳寫為能」。如此一來決定升黜取捨,才能選取真正有用於國家的人才;實際上也正是王安石為推行改革,所選拔一批新的人才。後來王安石在熙寧四年(西元1071年)所擬《乞改科條制劄(ㄓㄚˊ)子》中明確地提出:「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表達了作者迫切期望造就改革人才的心情。 王安石的議論援古據經,而斷以己意。這篇文章就是通過據經用典、古今比照的手法,既指出當今科舉取士所存在的問題,又闡明選取治國安邦人才的重要,顯示出議論與現實密切相聯繫的特點。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五謂其「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古今,不可窮詰」。王安石好讀書,針對上述現實政治、經濟丶軍事之板蕩,提出教育改革,以「爲天下國家之用」適應環境;「用天下國家」(〈言事書〉)改造環境,唯學用合一,造就經世之才。從本文的中心議論來看,作者突破傳注經學,開啓道德性命之學的儒家經典進路,對後世選拔人才,教育觀念的倡導,影響甚鉅。 以上就是本期的節目,喜愛我們元瓅少年遊的朋友們,請多多訂閱我們的podcast,也幫我們按讚分享,如果願意對書坊進行小額贊助的朋友們,掃一下我們粉絲頁的QRcode,感謝大家的收聽,我們下一期再見。 -- Hosting provided by SoundOn

    Wed, 17 May 2023
  • 183 - 【元瓅少年遊】古今書房 EP37__〈興賢〉、有賢而用、王安石|元瓅書坊

    各位喜愛古今書房的朋友們大家好,上週我們與大家分享了王安石的〈材論〉,人才不是沒有,而是居上位者沒有好好的審視人才之所在,作者對於擁有才能者,進一步提出了「興賢」,本篇以「興賢」取題,表達了作者一以貫之的用人思想。「興賢」即「舉賢」,也就是開篇所説的「任賢使能」。能否「任賢」,關係到國家的興盛衰亡,是重大的國之根本的問題。 這篇短論,分兩段從兩個方面緊扣題目,就選賢任能做了簡明而令人信服的論述,分別集中而又有聯繫地回答了「為什麼」和「怎麼樣」兩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段陳明為什麼「興賢」,也就是講「興賢」的重要性。文章一開頭便就興賢與否與國家興衰存亡的關係來説明「國以任賢使能興,棄賢專己而衰」,而且這是「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作者認為「治世」、「亂世」;「興」與「不興」的差別,在於對「賢」的「用」還是「不用」。就此可以推斷:「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從道理上講是這樣,從歷史事實來看也是如此:作者提到商朝,説「商之興也有仲虺、伊尹(皆賢相)」,「其衰也亦有三仁」,又提到周朝,「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這樣的賢人,再如「兩漢之興」,有蕭何、曹參,寇恂、鄧禹這些賢相名臣;「其衰也」也有像王嘉、傅喜,陳蕃、李固這麼多的賢臣,再看魏,晉以下,一直到李氏的唐王朝,歷代賢臣之多「不可遍舉」。總之,不管是時世興盛還是衰亡,總都有賢人在。而有興有衰的原因就在於用不用賢才。王安石再一次強調「有之不用,猶無有」,再一次肯定「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由此可以證明「興賢」與否關係到國家的興衰存亡。至此,「興賢」 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正由於賢者之重,所以以反向「可不慎歟?」強調之,正面的意思自然是如此重要的「興賢」,問題是必須慎重對待,決不可等閒視之。為什麼「興賢」 的問題解決了,與此相聯繫的便是怎麼樣「興賢」的問題。 這篇短文緊扣論點,進行嚴密地論證,先講「興賢」 的重要以解決思想認識問題,然後講「興賢」的做法以提出具體實施措施,從而完整地回答了包括「重才」「用才」兩個重點方面的「興賢」。在論證過程中,作者列舉歷史事實,以古證今,發人深省。在語言表達上,或用對舉,如「國以任賢使能而興」,「(國以)棄賢專己而衰」,「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接著,利用排比法,「商之興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眾。」環環相扣達到論證的有效性,第二段緊接著講怎麼樣「興賢」,也就是講「興賢」的做法。古今情同一理,同一個中原國度,一樣的士民,即使在紛亂的古代尚有眾多的賢人,何況今日正值太平盛世。作者從反問中告訴人們的答案是很明確的,當今賢才很多,關鍵在於君上是否重有他們,也就是能不能「興賢」。 使用「則」字連接近乎四六句的句式,「博詢眾庶,則才能者進矣;不有忌諱,則讜直之路開矣;不邇小人,則諂諛者自遠矣;不拘文牽俗,則守職者辨治矣;不責人以細過,則能吏之志得以盡其效矣。」雖是並列分舉,但也創造了遞次加強的語勢,從而增強了文章的表現力。 以上一口氣連用五個「則」字聯接的條件句,從不同方面列舉了「興賢」的種種措施和辦法;第一,廣泛聽取百姓的意見,使賢才得到薦用;第二,廣開言路,讓人們敢於講話,使賢才得以被發現並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第三,疏遠小人,讓進讒和諂媚的人不能得逞,使賢才得到提拔和重用;第四,不拘泥於文辭等表面言談,使賢才在位謀政,明辨是非,大膽負責毫無顧慮地辦事;第五,不在小處苛求於人,使文武百官不至於謹小慎微而能按他們的心意辦事,發揮他們各自的才能和智慧,高效率地做好各項工作。最後,作者為強調這些做法的正確,又用了一個「則」字句,説明如能照這樣去辦,那麼就可以使國家興盛強大到超越兩漢和夏、商、周三代,達到三皇五帝那樣的境地。作者以如此美好的前景,再一次呼應本文開頭所表明的觀點「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己而衰」「有賢而用,國之福也;」從而進一步闡明瞭本文的「興賢」主旨。 王安石論證人才問題,是針對北宋三大弊政之一的吏制,列舉歷史事例論述了選拔賢人振興國家的問題,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當然,這個問題的發現並非始自王安石。早在春秋時期,墨子就總結了「賢者為政則國治,愚者為政則國亂」(〈尚賢〉)的歷史經驗,提出了「尚賢事能」的政治主張;曹操也曾提出「唯才是舉」(〈求賢令〉) 的口號;唐太宗更明確指出:「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貞觀政要》引)涉足這樣一個說濫了的話題,本是作文的大忌,正如黃山谷所云:「文章最忌隨人後。」(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因此,要寫好這樣一個題目,必須具有真知灼見。本文的特點,恰恰在於能獨闢蹊徑,發前人之所未發。「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己而衰」,這兩句話雖為開門見山,入筆擒題,但只是重申前人觀點,而非真正題旨,正如作者所說:「此二者必然之勢,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耳。」然後才掘入一層,提出問題:「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興,昏亂之世雖有之亦不興?」任賢興國的規律既然古今相通,俗人皆知,那為什麼在清明安定的時代,有了賢能之士就會興旺發達;而在黑暗昏亂的時代,即使有了賢才也無以振興呢?對此問題,王安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蓋用之與不用之謂矣」,「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這就是文章的題旨。然後,圍繞著一個「用」字,逐次展開議論。這就使本文在前人的基礎上,深入了一步。由此可見,立意的創新與拓深乃是本文的第一個特點。 其次,條理清晰,脈絡貫通,層層展開,前呼後應,具有嚴密的邏輯性。文章先推出論題。接著,便引古證今,說明任賢與否對於國家興衰的重大意義,重申「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的論點,並通過反詰來加重語氣,既提醒人君重視,也使文脈稍增波折,為下面進一步展開從語勢方面作了伏筆。然後,作者以古今一理為轉折,聯繫當時現實,指出:古代即使在動盪混亂的時期,還有如此多的賢能之士,何況如今天下太平,難道會匱乏人才嗎?關鍵在於君主怎樣使用人才。這就將話題引入解決問題的具體途徑,提出了怎樣發現賢能,使用賢能的一系列原則做法及其好處。最後總結全文,指出「苟行此道,則何慮不跨兩漢,軼三代,然後踐五帝、三皇之途哉」。再一次強調了任賢使能對於振興國勢,以便超越前代,達到上古大治境界的重要意義。有始有終,首尾呼應。 再次,闡述論說能廣證博引,析理入微。為了證明「有賢而用」與「有之而不用」的利弊,作者援引了大量史實,指出:商朝初興有賢相仲虺和伊尹;在它衰亡時,也有三位賢臣:微子、箕子和比干,當時,紂王荒淫昏亂、暴虐成性,微子憤然離去,箕子因進諫而被貶佯狂為奴,比干則被殺死。同樣,周朝開國,有周公旦、召公奭(ㄕˋ)、太公望等同心同德的十位良臣;國朝衰微時,尚有祭國公謀父與內史過等賢士。再看兩漢,前有蕭何、曹參相繼為相,輔佐高祖劉邦;後有寇恂和鄧禹等人襄助光武帝劉秀中興開國;而在東漢後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等忠臣義士。王嘉「剛直嚴毅有威重」,因反對哀帝加封佞臣董賢,被投置獄中,絕食而亡。傅喜在漢哀帝時任衛尉、右將軍、大司馬等職,當時傅太后當政,驕奢專橫,傅喜多次犯顏進諫,終遭免官。陳蕃是靈帝時的太傅,為人方正疾惡,因與大將軍竇武共同謀除宦官曹節等人,事洩被殺。李固在順帝時任大司農,因反對外戚,為梁冀所害。「魏晉而下,至於李唐,不可遍舉」。通過大量的歷史經驗教訓,充分證明了任賢興國與棄賢亡國的利害關係,具有推論過程的說服力。 在文章的後半,針對怎樣任賢使能的問題,王安石提出了一系列原則和方法:其一,不自以為是,廣泛徵求意見。有才能的人就會脫穎而出,被發現和提拔;其二,凡是國家政治的利弊得失,均無忌諱,歡迎人們公開批評。如此,就能廣開言路,使人敢於直言進諫;其三,不接近奸邪小人。這樣,那些當面阿諛奉承,暗中誣陷忠良的人難逞其奸,自然也就躲遠了;其四,不受舊的規章條文束縛,敢於改革舊俗弊制。那麼,官吏們就能忠守職責,明辨是非,實事求是地處理問題了;其五,不計較小過,不求全責備,那麼賢能之吏就能放開手腳,大膽工作,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了。通過這些至細至微的引證論述,不僅使文章由泛論變為具體化,增加了文章的說服力;同時,也充分表露了作者對實現治國理想的殷勤期待,忠悃(ㄎㄨㄣˇ)報國的拳拳赤子之心宛然可見。 此外,本文語言淺顯豁朗,行文中利用許多排比手法,輔之以感喟語氣,顯得質樸剛健,深具氣勢,充分凸顯了王安石散文的主要特徵。 以上就是本期的節目,喜愛我們元瓅少年遊的朋友們,請多多訂閱我們的podcast,也幫我們按讚分享,感謝大家的支持與幫助,我們下週見囉! -- Hosting provided by SoundOn

    Mon, 01 May 2023
  • 182 - 【元瓅少年遊】古今書房 EP35__〈材論〉、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王安石|元瓅書坊

    各位喜愛古今書房的朋友們大家好,人才得失,攸關國家的盛衰榮辱。這也正是今天要與大家分享的,王安石〈材論〉中主要思想。文章一開始便以「不患」與「患」兩個否定、肯定的句式,說明了當時的「天下之患」,開門見山地提出了天下所憂慮的事情,即不憂慮人才不夠多,而憂慮的是在上的人不希望他們多;不憂慮人才不為國家做事,而憂慮的是在上的人不讓他們做事,從而明確提出人才問題事關重大,「材之用,國之棟樑」,並正反說明了人才的極端重要,「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足見人才問題實與國家生死存亡攸關,絕非小事可等閒視之。他說:「夫材之用,國之棟樑也,得之則安以榮, 失之則亡以辱」。寥寥數語,言簡意賅,反映出11世紀這位政治改革者對人才問題上卓越見解。恰恰在這個關於國家「安榮」「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問題上,當時的「上之人(這裏包括皇帝在內的當權者)」,卻「不欲其眾」,「不使其為」,不去發現培養人才,不使他們發揮應有的作用,這正是「天下之患」。此一思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取材〉、〈興賢〉、〈委任〉等篇中,都一再得到闡發。王安石縱觀歷史,從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中得出:「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己而衰。」「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 人才既然如此重要, 那麼人才從哪裡來? 這是一個需要明確回答的問題。「上之人」認為當時天下「無材可用」,不以為然的認為正好相反,就王安石個人的看法是:天下大有人才,只不過「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而已。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回答。王安石以作為政治革新者的勇氣和膽略,毫不避諱的指出身居「上之人」這種認識主觀上有「三蔽」:一是認為自己的統治地位安定穩固,「終身無天下患」,人才對於國家的治亂無關大局,他們認為自己的地位早已不受危亡和恥辱的威脅,終身沒有天下危亡的禍患,不需要人才;二是認為自己身居要職顯位,權大勢重,「榮辱憂戚在我」,人才無足輕重,三是根本不關心人才的培養、選拔、任用和管理,卻成天憂心忡忡地認為天下實際上沒有有才能的人。這「三蔽」儘管表現形式不同,但都認為「天下實無材」,不認識或不願認識人才的極端重要性。其結果不僅人才被壓抑、埋沒,而且最終將導致整個國家政治「入於敗亂危辱」 的境地。 因此,王安石感慨地說:「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眾,患不欲其眾,不患士之不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作者在列述人才問題上的三種偏見的同時,簡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導引的「卒入於敗亂危辱」的令人震驚的惡果,與上面指出的「失之則亡以辱」相呼應,再次強調了人才關乎國家生死存亡的極端重要性。另一方面批判「無才說」 的同時,與前兩種相比較,他們的本意還不是不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糊塗無知,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看不到人才而哀歎天下無人才可用。所以,這種「以為天下誠無材」的錯誤觀點實有詳加討論辨析的必要,這就是作者特意「論其失」,以觸「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駁論的建構的重點。 王安石基於「用心非不善」、「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觀點,所以在反駁中利用《文心雕龍‧論說第十八》中「言諮悅懌」、「煩情入機,動言中務」的行文策略唯有動之以情,從三個方面循循善誘層層遞進地駁斥了天下無人才的偏見,闡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觀點。 首先,要善於識別和篩選人才。這是〈材論〉中極為強調的一個重要問題。「世之蔽者」往往強詞奪理說,有才能的人平時就應該顯露出來,「未有其實而不可見者」。王安石說:不!有才能的人平時和眾人一樣,只是在關鍵時刻才能脫穎而出。他說:「夫馬之在廄也,駑驥雜處,飲水食當,嘶鳴、蹄齧,求其所以異者蓋寡;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騕褭(ㄧㄠˇ ㄋㄧㄠˇ)與駑駘(ㄋㄨˊ ㄊㄞˊ)別矣。」這是以馬為喻,強調要在實踐中考察人才。在馬廄中,劣馬好馬混雜在一起,其飲水吃草、嘶鳴、蹄齧沒有什麼兩樣,但等讓他們拉車跑路時,好馬劣馬就看出大不一樣了,好馬足以「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而劣馬「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及」。人才也是這樣,平時其外形、表現並沒有什麼區別,但壓上擔子,在實踐中加以考察,就顯露出來了。凡「遷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者,就是有才能的人。王安石特別強調取人之道,強調「擇術為先」,在篩選人才時,要「精察之」,「慎擇之」,「盡其道以求而試」。 那麼人也是如此,在平常情況下難分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人才與普通人的區別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適時地引出了一個結論:假如不能精細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居上位者擁有上古賢人皋陶、樂夔、后稷、殷契那樣的才智,也「不能自異於眾」,何況是在他們之下的人呢?那種認為人才如錐子在口袋,其尖端會自然顯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為人才脫穎而出創造條件。這一點,古代的賢君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不認為天下沒有人才,而是想盡一切辦法去尋找、考察人才,並盡才而用,當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不會「諰(ㄒㄧˇ)諰然(憂心恐懼的樣子)以為天下實無材」了。 其次,以箭為喻,闡明量才為用的道理。他特別舉出南越的長箭,精金為鏃,勁翮為羽,足以在千步之外,射殺犀牛,可謂「天下之利器」「決勝覿(ㄉㄧˊ)武之所寶」,但如果不是用在適當的所在,比如拿著鋒利的箭矢來當作敲打工具,即使再好的材質也和枯朽的棍子無多大區別。至此,作者又適時地引出了一個結論: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不得法,也同樣等於得不到人才,而古代的賢君懂得這個道理,量才而用,人盡其才,所以人才濟濟,各顯其能。後世在位者,不懂量才為用,致使埋沒人才,反「坐曰天下果無材」,王安石在此處不免慨嘆「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真的不是沒有人才,而是沒有好好地思索如何讓人才得其所盡其用,實在是在上位者沒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王安石更進一步推論,不是有人說過:「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為什麼只有作者單單認為人才是「求而用」呢?王安石在此意欲表達的是整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尚未完善前,是先去尋求人才來使用;一旦通過人才的運籌帷幄,國家政治制度以臻完善時,如此一來才足以通過完備的教育創造更多的人才。作者論點的提出並非駁斥前人的說法,反而是進一步補充前人所未言的內容。 最後,以史為鑒,進一步說明人才應運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國合縱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鬥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為例,說明人才的出現在於時勢的需要與「上之人」的發現與重用。就某種意義上來說,君主如果想得到他們,他們就來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眾,而硬說果真沒有人才,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為天下實無材」的論點,已被反證為是錯誤的,同時作者重視人才以及如何發現、選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脫穎而出、使人才得以盡才為用等觀點也一併得到了闡述。 王安石明確指出,人才是客觀存在,問題是「君上」用不用。從歷史上來考察,時代需要什麼樣的人才,什麼樣的人才就應運而生,時勢造人才。王安石認為,主觀上破除「三蔽」,做到「博詢眾庶」,將眼光朝向在野,廣博的採納意見,人才自然應運而生。這個見解是難能可貴的。 合理地使用人才,這是王安石〈材論〉中提出的另一個重要主張。王安石非常強調「審用」人才。主張用人時要「銖量其能」,根據各人的才能按排用場, 作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 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果用人能做到「當其所能」,不但才智較差的人都「奮起所知以效小事」,而那些「賢能智力卓犖者」,就更能發揮作用了。這種合理地使用人才,發揮人才潛力的主張, 至今仍在閃耀著光輝。 王安石的人才觀是與他變法改革的政治思想緊密相連的。他為了推行變法改革的政治主張,「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因此,他大談識才和用才之道。不僅如此,在他執政期間, 還竭力付諸實施。王安石進入中央權力核心後,大刀闊斧地進行吏治改革,採取了一系列組織措施,陸續提拔了一批有才幹的新人, 成為他推行新法的骨幹力量。《宋史‧王安石傳》上說,他「多用門下儇(ㄒㄩㄢ)慧少年」,屢屢「所用多少年」,是安石對人才觀的看法。 〈材論〉一文,篇幅不長,但卻能針對時弊,據理以陳,闡明了有關人才的重大社會問題,表達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圖大略,可以說是一篇為改革圖新服務的「招賢書」。這篇文章也正體現了作者所倡議的「文者,務為有補於世用」的創作主張。以上就是本期的節目,喜愛我們元瓅少年遊的朋友們,請多多訂閱我們的podcast,也幫我們按讚分享,感謝大家的支持與幫助,我們下期見囉! -- Hosting provided by SoundOn

    Mon, 17 Apr 2023
Mostrar mais episódios